摘要： 小琼：暑假过后，我回到了纽约，刻意避开歌剧领域，去了很多博物馆看展览。但当我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去往著名的印象派画廊的路上时，一尊奥古斯特·罗丹的大理石雕塑吸引了我的眼球，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歌剧！小薇：艺术都是相互关联的。两个世纪前，歌德说过“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所以你看到雕塑会想到歌剧是完全合理的。是的，我在你的照片中看到了歌剧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奥菲欧和优丽迪茜。

关键词： 互联网数字鸿沟   对外直接投资   长面板模型  

摘要：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全球经济、投资等格局日趋错综复杂。RCEP的签署旨在促进区域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为域内各国投资活动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成员国之间优势互补,通过跨国资金流动能够加快要素市场配置,缓解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研究互联网发展差异对中国向RCEP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对释放RCEP框架下各国的投资潜力、弥合互联网数字鸿沟有重大意义。 本文致力于探究两个问题,以互联网数字鸿沟为核心解释变量,一是其对中国向RCEP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国别差距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国别差距在互联网数字鸿沟对中国向RCEP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本文选取RCEP成员国2003-2021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在传统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互联网数字鸿沟”,运用全面FGLS法对互联网数字鸿沟对中国向RCEP其他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互联网数字鸿沟的存在对中国向RCEP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规模有促进作用,由于互联网数字鸿沟表示为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之差,因此对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大于中国的RCEP其他成员国,互联网数字鸿沟的缩小能够增加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对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小于中国的RCEP其他成员国,互联网数字鸿沟的扩大能够增加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第二,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之间互联网数字鸿沟会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国别差距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国别差距两个中介变量进一步影响两国投资活动,但是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较小。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多维度测算互联网数字鸿沟,较为全面地刻画国家间在互联网发展层面的真实差距,力求全面考察互联网数字鸿沟对中国向RCEP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并且基于研究结果分析,提出加强互联网基建有效互联互通以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深化RCEP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交流以鼓励互联网产业的融合发展、优化OFDI投资结构并充分把握发展机遇上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 其他不良影响”条款   司法适用   商标法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有关商标注册绝对禁止事由之一的“其他不良影响”条款即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因其抽象性表述容易造成理解困惑和分歧,该条款的司法适用亦成为司法审判实践关注的焦点。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研究背景、选题价值以及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第二部分分析了“其他不良影响”的定义、条款的发展演变和域外立法现状。第三部分分析了涉及政治、文化、人物姓名、宗教层面国内案例的司法适用情况,明确“其他不良影响”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商标案件需注意商标及其构成要素、商标含义的外延等一系列考量因素。第四部分分析“其他不良影响”条款司法适用困境,认为法律条文的模糊性、商标构成要素认定标准不一致以及法律条文的内涵与外延不明确,造成了“其他不良影响”条款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和适用范围过宽。第五部分给出我国“其他不良影响”条款的司法适用建议,提出明确“其他不良影响”条款认定标准,以“社会一般公众”为认定主体,结合商品或服务加以认定,区分“其他不良影响”条款与其他法律的适用规则,对涉及特定类型的商标给予特定的审核标准。第六部分为结论部分,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 缔约过失责任   其他缔约机会损失   信赖利益   机会损失方法  

摘要： 缔约人对某一缔约允诺产生合理信赖时通常会放弃与他人缔结一个类似合同的机会,这就是机会成本,若因对方缔约过失行为未能缔约,这种成本在市场形势变化时就会转化为缔约人的客观经济损失。虽然该机会损失是否应予赔偿存在争议,但这并非拒绝法律救济的理由。通过理论溯源及域外考察可知这一赔偿内含于缔约过失责任与信赖利益理论之中,从法经济学视角来看,这也是通过“损害内部化”调控恶性缔约过失行为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其他缔约机会损失与履行利益在保护客体和强度上明显不同,在主观恶性较强的缔约过失行为中这一损失具有较强可预见性,当第三人的选择主要受到客观因素影响时这种损失也较易确定,诉讼浪潮可以通过明确赔偿原则和要件予以缓解,双份赔偿则可通过扣除另行缔约成本予以解决。但其赔偿确有可能产生未缔结合同却获得了如同合同适当履行一般的利益状况,故须审慎考量。首先必须遵循恢复性、确定性和适当性赔偿的原则,其次明确其他缔约机会损失的赔偿应当采用机会损失方法,避免概率平衡方法带来的救济不足。同时限定机会损失方法适用范围,注重与现有民事赔偿体系的兼容。最后借鉴事件链构建其赔偿的分步法,依次对违法性、有责性、可救济性进行判断,均满足之后对损失数额进行最终量化,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断裂均不必再进行后续判断,纾解司法压力和量化难题。

关键词：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   上古韵部   对转关系  

摘要： 上古韵部经过清代至今的历代学者研究，其体系已经基本确定，但是韵部次序的问题一直没有定论。判读上古韵部间的亲疏关系的主要材料有先秦韵文材料、谐声偏旁、通假字等，历代学者常用研究方法的一般是韵脚系联法和谐声偏旁法，这两种方法各有不足之处。通假字作为上古韵部部类划分的研究材料不仅十分可靠，而且非常广泛。本文将借助《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中的通假字材料，经过整理分析对上古韵部“微物文”的对转关系进行研究，以此来确定其排列顺序。

摘要： (1)本刊只有唯一的网上稿件处理系统(***/georev)，从未与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进行投稿合作，一般专家，请登陆我刊网上系统投稿;少数资深专家可以通过编辑部的电子邮箱(georeviw@***)或编辑的个人邮箱投稿，也可请我刊编委推荐、转交。本刊在投稿文章正式印刷出版前不收取任何费用。

关键词： 先天性心脏病   营养不良   Z评分  

摘要： 目的:本项研究评估了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前营养状况,探讨其对先天性心脏病开放手术预后结局的影响。 方法:我们回顾性调查了2020至2022年间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外科接受先天性心脏病开放手术的18岁以下383名儿童的病例资料。通过测量患儿的身高和体重,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WHO-NCHS标准中的Z评分做为营养不良的判定标准,将低体重(WAZ≤-2)、生长发育迟缓(HAZ≤-2)定义为营养不良。纳入患儿分为WAZ组间差异和HAZ≤-2组、HAZ>-2组。采用卡方检验分别比较WAZ组和HAZ组组间差异。根据术后30天内死亡与否、术后住院时间是否大于7天、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是否大于2天、术后强心药物使用数量是否大于2种以及术后是否合并肺部感染进行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早产、紫绀型心脏病、术前肺部感染情况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风险调整评分(RACHS-1)。 结果: 1.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术后30天内死亡与否与WAZ、年龄、紫绀型心脏病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01;术后住院时间>7天与WAZ(p=0.02)、HAZ(p=0.002)、年龄(p<0.001)、紫绀型心脏病(p=0.005)、RACHS-1(p<0.001)有统计学意义;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2天与WAZ(p<0.001)、HAZ((p<0.001)、年龄(p<0.001)、紫绀型心脏病(p<0.001)、RACHS-1(p=0.006)有统计学意义;术后强心药物使用数量>2种与WAZ(p=0.043)、术前肺部感染(p=0.044)有统计学意义;术后肺部感染与WAZ(p=0.033)有统计学意义。 2.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WAZ≤-2(p=0.013)、年龄(p=0.017)是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30天内死亡的危险因素;HAZ≤-2(p=0.005)、年龄(p<0.001)及RACHS-1(p=0.007)是术后住院时间>7天的危险因素;HAZ≤-2(p=0.001)、年龄(p<0.001)是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2天的危险因素;WAZ(p=0.041)是术后强心药物使用数量>2种的危险因素。 结论:在先天性心脏病开放手术的患儿中,WAZ≤-2患儿与术后30天内是否死亡和2种以上的术后强心药物使用相关。而HAZ≤-2患儿与术后住院时间>7天和术后机械通气时间>2天的风险增加相关。重视和加强围手术期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营养支持,对于先心患儿的术后结局有重要作用,对减少患儿家庭经济负担和提高医疗资源的合理的使用具有现实意义。

摘要： 古拓片与题识《大众书法》：王老师，最近您出版了《寸耕堂吉金题识》一书，在书法界影响很大。今天主要就这个方面的内容访谈一下。王镛：去年底，荣宝斋出版了我的新作《寸耕堂吉金题识》，《中国书法》杂志要出一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大众书法》：我们做的这个访谈，尽可能与他们别重复，内容上尽可能体现差异性。

摘要： ~~

关键词：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其他严重情节   认定要素  

摘要：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入罪条件由原先的“销售金额较大”修改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兜底性条款,“其他严重情节”的具体认定需要从理论和实务上予以系统研究。论文拟从理论研讨与实务分析相结合,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着眼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所作出的修改,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其他严重情节”的适用现状与裁判现状进行分析,梳理出“其他严重情节”的具体认定上存在三大困境:(一)“销售金额”标准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二)“其他严重情节”作为兜底性条款,容易导致司法实务滥用;(三)“其他严重情节”认定标准不一,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影响司法公正。其次,通过阐释“其他严重情节”的犯罪论体系地位、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法益、“其他严重情节”的立法模式、“其他严重情节”之“其他”的性质以及“其他严重情节”的前置要素“违法所得数额”等可能影响“其他严重情节”认定标准的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其他严重情节”属于反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的客观要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法益为商标权管理秩序,“其他严重情节”属于“数额”加“情节”的不纯正情节犯,“情节”要素是对“数额”要素的补充;“其他严重情节”之“其他”属于定罪意义上的,规范意义上的多法条限制的“其他”用语,其解释需要参照相关法条;应当采用“总额说”对“违法所得数额”的内涵进行解释,将“违法所得数额”与“销售数额”进行区分。最后,在对以上可能影响“其他严重情节”认定标准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在坚持客观违法性立场原则、复合性法益评价原则及整体性评价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将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待售货值金额、侵权产品数量作为“其他严重情节”定罪标准的经验,根据情节犯的一贯立法模式提出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其他严重情节”认定标准的合理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