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骗取贷款罪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贷款资金安全   认定标准  

摘要： 骗取贷款罪在增设之初主要是为了弥补贷款诈骗罪在打击涉贷款犯罪方面的不足,对采取欺骗手段骗取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进行处罚,以维持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转,但由于刑法规定的罪状过于简洁,致使相关条文难以对实务进行科学、合理地指导。自2006年骗取贷款罪设立以来,司法实务中未采取实质危险标准对骗取贷款罪加以界定,致使认定中涌现出定罪处罚“唯数额论”、贷款材料“圣洁化”等扩大化适用的顽疾,这一问题在“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探寻“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在司法适用中的现状及难题,本文查询了诸多涉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认定的裁判文书。从整体适用上看,一方面,在骗取贷款罪设立之初,“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适用比例极低,很少有案件情节能达到本罪的加重处罚程度,而伴随着金融业的极速扩张,“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适用频率逐渐攀升,但近几年在限缩适用的司法导向下,涉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裁判文书数量也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从贷款数额对法益侵害的程度看,不同审理法官对于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所依据的数额档次存在不同的标准,目前所查阅到的部分判决书显示不同案例的数额相差高达三百多倍,法律适用上差异较大。从具体裁判案例的细节来看,“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与“特别重大损失”混淆适用。部分法院或是将两者不加以区分、同时作为认定行为人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裁判理由,或是将“特别重大损失”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实务中案件的具体认定极为混乱。第二,数额认定标准不一。存在担保、部分还款的情况下能否免除相应责任,各地的处理也并不一致,罪与非罪间的争议较大。上述司法实务中的适用争议,使得骗取贷款罪处罚范围过宽这一司法适用形势日益严峻。 为适应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和营造良好融资环境的需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其他严重情节”这一入罪规定予以删除,且新修改的立案追诉标准将骗取贷款案件中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的门槛从20万提高到了50万,充分彰显了限缩司法适用的立法理念。但考虑到目前并无相关司法解释对骗取贷款罪中“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这一加重形态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当下亟需在正确理解立法修改理念的基础上,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整体认定思路入手,聚焦保护法益及其与“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之间的关系,探寻“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思路和标准,为司法工作人员提供裁判规范的有效指引。 本文认为,骗取贷款罪应以贷款资金安全为保护法益,在条文体系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作为情节加重犯,在认定上应以“重大损失”的成立为前提,与“特别重大损失”程度相当,同时,采用损失、情节并用的实质危险标准,准确分析损失、情节的适用情形。另外,为方便司法机关在办案时更好把握适用的具体标准,可以借助刑法分则其他罪名中涉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相关司法解释,对骗取贷款罪“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进行细化规定。具体而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损失达到“特别重大损失”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且具有多次骗取贷款等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合理规范处罚范围,顺应骗取贷款罪限缩适用的立法趋势。

关键词： 源泉扣缴   其他支付人   法律责任   缴税义务分配方式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非居民企业税收收入对国家财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所得税法》第五章规定了源泉扣缴制度,源泉扣缴是保护我国税收源泉的有效措施,是防止税收流失的重要方式。国家通过该制度授予税务机关法定追缴权,以解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履行缴税义务等行为产生的税收损失问题,保护税源。《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非居民企业税收实行源泉扣缴的追缴方式,在总结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发现目前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之外的其他支付人在未完成纳税义务时存在三个问题仍未厘清,导致法条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起来十分困难,因而缺少实际案例。第一是缺乏合法性依据,没有说明其他支付人承担纳税义务的缘由;第二是未明确规定其他支付人不履行缴税义务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三是存在多个其他支付人时如何确认他们之间的缴税义务,避免可能存在的冲突。针对问题一,笔者认为应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增加向其他支付人追缴税款的合法性依据,增强说服力。针对问题二,现行有效的各效力级别的相关规定均没有明确其他支付人的法律责任,但可以根据其他支付人的法律地位确认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类型和分担程度,本文分两种情况讨论并提出了完善建议。针对问题三,笔者通过分析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多个其他支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公平原则为基础,提出了存在多个其他支付人时缴税义务的分配方式并分析了其优势和不足。

摘要： ~~

关键词： 无灰煤   肥煤   流动性   热塑耦联性   炭化过程   微晶结构   焦炭气化反应活性  

摘要： 我国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炼焦煤资源非常稀缺,低阶煤资源储量丰富但没有黏结性不能用于配煤炼焦。利用有机溶剂对低阶煤进行萃取,得到的无灰煤具有很好的黏结性,炼焦煤中的肥煤同样具有很好的黏结性,但二者在结构、性质以及成焦过程是否一致尚不清晰。探究无灰煤和肥煤的异同,对更清晰地认识无灰煤并将其用于配煤炼焦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NMP溶剂萃取低阶煤得到了无灰煤,将无灰煤和肥煤的结构与性质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将它们分别加入到两个单种炼焦煤,并对成焦过程的结构变化以及生成焦炭的性质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无灰煤相较于肥煤具有更低的软化温度和更高的流动度,在结构上无灰煤含有更多的脂肪烃和含氧官能团且脂肪链的长度更长,而肥煤含有更多的芳香烃且缩合度更高。大量的长链脂肪烃和极少的灰分是无灰煤流动性更高的重要原因。相较于肥煤,无灰煤对焦煤和气煤热塑性的改善效果更好。在炭化过程,无灰煤的加入促进了脂肪烃向芳香烃的转化,并形成了大量中等分子量的芳香烃,从而显著增加了低透气带的稠度和厚度,使得膨胀压力和胶质层厚度显著增加。最终,添加无灰煤生成的焦炭展现出具有更大更有序的晶体结构,其基质的强度明显优于单种煤以及添加肥煤的焦炭。此外,添加无灰煤的焦炭基质具有较低的气化反应活性,但有更大的比表面积,这使得添加无灰煤的焦炭在化学反应控制阶段的溶损速率更低,在气体扩散控制阶段的溶损速率更高,最终与添加肥煤焦炭在反应性上表现出相同水平。 以上研究揭示了无灰煤和肥煤在结构和性质上的差异,证明了无灰煤在配煤炼焦中的潜在应用价值,为萃取低阶煤用于配煤炼焦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37幅;表17个;参64篇。

关键词： 期  

摘要： 文章以“期已”的考釋爲綫索,研究跟“期”有關的用字和表詞。清華簡《越公其事》、上博簡《三德》、清華簡《五紀》、郭店簡《老子》甲等出土文獻中的“■巳”“■巳”和“■韋”等詞,應讀爲“期已”和“期違”,表示跟誠信有關的期約和止約之義。《越公其事》和上博簡《用曰》還用“■”表示期約、期望之“期”。天星觀卜筮簡中“■然”讀爲“期然”,意思是急切、急迫的樣子。上博簡《民之父母》“■命”讀爲“基命”或“期命”,是建立或約定天命之義。上博簡《魯邦大旱》中用“亓”表示“期”,是句末疑問語氣詞。

关键词： RCEP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贸易非效率模型   服务贸易  

摘要： 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逆全球化浪潮高涨,外部需求显著减弱;全球供应链格局不断瓦解重构,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近岸化趋势日益增强,全球贸易合作机制加速向碎片化、区域化演变,多边贸易体制面临风险不断增加,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服务产业,作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动能,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伴随着RCEP正式签署,区域内各成员国间贸易投资水平进一步开放,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将为深化中国与其他成员方在服务贸易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拓展新空间,开创新局面。本文选取RCEP15个成员国2010年至2021年服务贸易相关数据,在对中国与其他RCEP国家服务贸易进行研究时,首先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然后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对服务贸易互补性进行研究;最后,将自然因素纳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人为因素纳入贸易非效率模型中,对贸易效率与潜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间的贸易结构差异较大,竞争并不激烈;所有服务部门均存在一定的贸易互补性,但中国与RCEP成员国间的贸易互补性存在明显差异。人均GDP、其他RCEP成员国人口总量、使用共同语言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正相关;地理距离、内陆国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负相关,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贸易开放度指数、法律指标、签订服务贸易协定与贸易非效率负相关,促进贸易效率的提升;关税指标、政府效能指标与服务贸易非效率正相关,抑制贸易效率的提升。在中国对RCEP伙伴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效率与潜力方面,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出口效率水平较低,存在着许多贸易阻力,但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市场潜力巨大。为提升贸易效率,应优化贸易结构,扩展贸易空间;强化要素积累,提升服务水平;加强汉语推广、提升贸易效率;参与规则重构、完善法律制度;深化多边合作、加深服务开放。

摘要： 音乐是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化的载体和智慧的结晶。小学音乐教育不仅能唤醒学生的音乐潜能，培育其音乐鉴赏与表演技巧，还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升他们的审美品位和创新才能。通过音乐学习，学生能够学会用音乐去感知世界、表达情感，在心灵深处播下美的种子。当前，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中各学科独立存在的局限，实现了不同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与整合。这种教学模式对于学生思维的塑造与培养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它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进而推动他们全面成长。在音乐教学中融入其他学科的元素不仅能使音乐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元，让音乐课堂充满活力与趣味，还能让学生在跨学科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摘要： 出汗是人体的一种正常散热反应，而当环境温度不高，仍大量出汗时，就被称为多汗症。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有手部多汗的困扰。手部多汗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并非所有的手部多汗都属于手汗症。准确判断手部多汗的原因，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区分手汗症与其他原因引起的手部多汗，对于准确诊断和合理治疗至关重要。

关键词： 苯丙酮尿症   儿童患者   身体质量指数   生长轨迹   发育商  

摘要： 目的：　　探究0-1岁苯丙酮尿症（phenylketonuria，PKU）患儿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生长轨迹;分析一般人口学因素、其他疾病相关因素与0-1岁PKU患儿BMI生长轨迹的关联;初步探究PKU患儿1岁发育商对0-1岁BMI生长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影响关联，再反向分析验证PKU患儿0-1岁BMI生长轨迹对1岁发育商是否存在此种关联。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纳入排除标准后最终选取2004年6月至2022年8月山西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确诊、规范治疗随访的362名PKU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1月、6月、12月3个时间点的BMI、1岁时发育商（Development quotient，DQ）、家庭一般情况资料（年龄、性别、居住地、出生日期、父母年龄、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同时报告了患儿开始治疗年龄、血苯丙氨酸（phenylalanine，Phe）的确诊浓度、确诊前喂养方式以及产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儿童体格生长发育评价标准推荐，运用WHO anthro软件将儿童的身体质量指数（BMI）转化为年龄别BMI数据，即BMIz分数（BMI-for-age z-score，BMIz），利用潜类别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拟合PKU患儿0-1岁最优的BMI增长轨迹数量并依据不同特征命名轨迹类别;采用非参数检验分析各变量在不同BMI生长轨迹间的分布差异，以初步筛选出影响患儿不同生长轨迹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做模型1-未调整、模型2-调整（纳入除发育商以外其他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模型3-调整（模型2基础上纳入发育商因素），以分析1岁发育商、其他不同因素对0-1岁PKU患儿BMI生长轨迹的影响关联。此外，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不同变量间1岁发育商的差异分析，筛选出可能影响患儿1岁发育商的因素，继而以发育商为因变量使用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GLM）分析BMI生长轨迹类别对发育商的影响，反向证明生长轨迹对发育商的关联方向。　　结果：　　1. 潜类别增长模型（LCGM）结果显示：根据模型拟合参数可知3分类模型拟合最优，0-1岁PKU患儿BMI生长轨迹归为3类生长模式：“高水平轨迹组”（32.0%）、“中等水平轨迹组”（58.5%）、“低水平轨迹组”（9.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其生长轨迹的关联因素包括：居住地、父母职业。　　2. 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2-调整结果显示：相较于不便分类的其他人员，父亲职业（办事员和有关人员）类别更容易维持“高水平轨迹组”和“低水平轨迹组”（OR=4.083，95%CI：1.066～15.636）、（OR=17.072，95%CI：2.697～108.072）。母亲职业（商业、服务人员）类别为患儿“高水平轨迹组”的保护因素（OR=0.256， 95%CI：0.066～0.994），母亲职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类别可增加患儿“高水平轨迹组”的发生风险（OR=3.378，95%CI：1.059～10.733）。　　3. 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3-调整结果相较于模型2-调整结果还显示：相较于“中等水平轨迹组”，1岁发育商会对“低水平轨迹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发育商越低，出现“低水平轨迹组”的可能性越高（OR=0.934，95%CI：0.898～0.972）。　　4. 广义线性模型（GLM）结果显示：相较于“中等水平轨迹组”，“低水平轨迹组”会对发育商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低水平轨迹组”愈发出现，发育商评分越低的可能性越大（OR=0.001，95%CI：0～0.049），此结果与模型3-调整结果中的影响方向一致，均为负向关联。　　结论：　　第一次将0-1岁PKU患儿BMI生长轨迹归为3类：“高水平轨迹组”、“中等水平轨迹组”、“低水平轨迹组”，其生长轨迹的关联因素可能包括：居住地、父母职业;父亲职业（办事员和有关人员）、母亲职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是PKU患儿“高水平轨迹组”风险因素，母亲职业（商业、服务人员）是PKU患儿“高水平轨迹组”保护因素;父亲（办事员和有关人员）职业是“低水平轨迹组”的发生的风险因素。1岁发育商与“低水平轨迹组”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作用，即发育商越低，出现“低水平轨迹组”可能性越大，反向证明亦是如此。